宋神宗的新宋第134章 匈奴五代雄主

在博士的引导下论议迅速走向深入大量被刻意淡化的历史细节被重新提起： 匈奴的威胁本质：博士引述《史记》、《汉书》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景： 匈奴并非简单的强盗而是一个具有高度机动性和强大军事组织、且将掠夺视为生存方式的文明体。

其“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逃”的战术对定居的农耕文明是天生的克星。

白登之围刘邦险些丧命；文景之世烽火频传甚至“候骑至甘泉”（匈奴侦察兵到达长安附近）。

“和亲”与“岁贡”的屈辱与无效：博士尖锐地指出在武帝之前的和亲政策并未换来和平反而让匈奴视汉朝为软弱可欺的“外库”索求无度动辄寇边。

这并非仁义而是在实力不足下的无奈苟安本质是饮鸩止渴。

武帝战略的必然性：当国力积蓄到一定程度（文景之治的底子）面对一个不可能被“感化”、且威胁日益增大的对手主动出击争夺战略主动权是唯一的选择。

战争的巨大消耗是为了换取文明的生存空间和长期安全是“以一时之痛解百年之患”。

论议至此博士话锋陡然一转声音沉痛而警醒： “诸生！读史非为发思古之幽情乃为观照当下之得失！” “试观今日之天下大宋之北契丹（辽）立国已久制度森然非匈奴可比；西北之西夏虽小却悍屡为边患。

此二者岂非昔日匈奴之镜像？” “若我朝只知沉醉于汴梁繁华满足于岁币纳贡而不知整军经武锐意革新一旦北疆有变强敌南下我辈今日之太学安知不会成为他日之‘金陵王气黯然收’？” “汉武帝时尚有河套可争有河西可通。

今日我朝若失燕云则门户洞开一马平川直抵黄河！届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番话如同一声惊雷在众多士子心中炸响。

他们从未以如此宏大的“文明生存”视角来看待历史更未将历史的教训如此直接地与现实危机挂钩。

许多原本抱着“反战”、“恤民”思想的学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苟安”的代价可能是整个文明的倾覆这个想法让他们不寒而栗。

这场太学论议的内容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在汴京的士大夫圈子中传播开来。

茶楼酒肆、书院文会处处都在激烈争论这个“文明生存战”的新议题。

保守者抨击此论过于危言耸听有“鼓吹穷兵黩武”之嫌违背儒家仁政爱民之本。

务实者与忧国者则深受震动开始重新审视周边的战略环境意识到“富国”必须与“强兵”紧密结合否则财富不过是待宰的肥羊。

改革派则如获至宝将此论视为对熙宁新法（尤其是强军方面）最有力的舆论支持和理论依据。

而端坐于宫中的赵顼静听着皇城司报来的种种议论嘴角露出了深邃的笑意。

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他的目的非常明确： 思想启蒙：打破士大夫阶层“重文轻武”、“以和为贵”的固有思维定式用历史的残酷真相给他们注入一剂“忧患意识”的猛药。

舆论铺垫：为他即将推行的各项加强军备、开拓边疆的政策（如王韶的熙河之策）营造一个理解、甚至支持的舆论氛围减少来自士林的阻力。

凝聚共识：试图在“保卫华夏文明”这个更高的旗帜下凝聚起变革的力量将内部的争论转化为一致对外的动力。

这场太学论议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熙宁二年初的政坛和学界激起了层层涟漪。

它没有立即改变什么政策但却在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层面悄悄地扭转着风向。

许多士子开始用新的眼光阅读史书用新的心态关注边事。

赵顼成功地将“变法图强”与“文明存续”这个最根本的正当性捆绑在了一起。

当苏轼、苏辙那轰动全城的元宵词作仍在被世人传唱时一场关于帝国命运的更深刻、更沉重的思考已经在汴京的精英阶层中悄然展开。

赵顼的熙宁变法也因此被赋予了超越个人功业的、更为悲壮和宏大的历史意义。

熙宁二年汴京的年节气氛尚未完全散去但一股不同于往岁的暗流已开始在帝国的神经中枢——皇宫大内以及都城汴京的脉络中悄然涌动。

这股暗流的源头正是来自福宁殿内那位登基未久、却已深感时局逼人的年轻官家赵顼。

深夜的福宁殿烛火通明。

赵顼并未安寝他面前巨大的御案上一边堆积着来自河北的灾情奏报、西北的边患军情以及三司呈上的、触目惊心的财政亏空账簿； 另一边则是太史公的《史记·匈奴列传》和班固的《汉书》相关卷帙。

他的目光在现实的重压与历史的烟云间反复切换。

河北的流民、陕西的烽燧、国库的匮乏像一座座大山压在他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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