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的新宋第103章 流言蜚语下

汴京的舆论场在经历短暂的沉寂后一股更为精巧、也更为深刻的暗流开始涌动。

这一次不再仅仅是市井间的牢骚而是源自士林内部带着明确意图和理论包装的定向风波。

风眼的中心正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对当下朝政风向深感不安的士大夫。

在司马光那间堆满经史典籍的书斋内烛火摇曳。

几位与他志趣相投的旧友门生悄然聚首。

他们并非要策划什么阴谋而是怀着一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沉重使命感在品评时政。

“君实兄”一位在太学担任博士的老友轻啜一口茶忧心忡忡地开口 “陛下自即位以来锐意进取本是好事。

然观其施政似与仁宗朝宽仁、务本之气象渐行渐远矣。

” 他细细数来： “其一盐政之事。

韩绛在江南以霹雳手段整顿盐法固然增加了国库收入然其过程牵连甚广手段酷烈有违‘刑罚世轻世重’以教化为先的圣人之训。

陛下非但不予约束反将其调回三司委以财计重任此非鼓励‘苛察’之风乎？” “其二边事之策。

对西夏一味强硬绥州筑城摆出进取之势全然不惧开启边衅。

此与仁宗皇帝晚年持重守成、保境安民的方略大相径庭。

陛下年轻恐有轻启战端、好大喜功之嫌。

” “其三取士之道。

策论改革虽由曾公亮主持然明眼人皆知此乃陛下之意旨在选拔通时务、有干才之士。

此举虽佳然若过度强调‘事功’恐使士子汲汲于权术利害而轻视了经义根本、道德修养。

长此以往礼义廉耻之国本动摇矣！” 这番话道出了在座许多人的心声。

他们理想中的君主是宋仁宗那样垂拱而治宽厚仁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崇尚文教不轻言兵事。

而如今的赵顼表现出来的却是重用“酷吏”能臣（如韩绛、吕惠卿、曾布）、崇尚事功效率、对外态度强硬 这与他们秉持的“王道政治”、“以内修德政为本”的儒家理想产生了尖锐冲突。

尤其令他们不安的是皇帝似乎对司马光所倡导的“复三代之礼”、“以礼治国”的核心主张兴趣寥寥。

司马光如今被安置去修书、审案看似尊崇实则是被边缘化于核心决策圈之外。

这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意味着皇帝正被另一套更讲求“功利”和“权变”的思潮所吸引。

司马光一直静默聆听此时缓缓放下手中的书卷目光深邃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诸君所虑皆切中时弊。

陛下天资聪颖有心振作此乃社稷之福。

然治国犹如烹小鲜不可操切。

韩绛理财虽见成效然聚敛之臣古之贤君所慎用。

边事强硬虽扬国威然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取士重策论虽得干才然德行不修虽有才亦足以济其奸。

” 他顿了顿声音更显沉重： “我辈之责不在于攻讦君上而在于格君心之非引其归于正道。

陛下近日下诏罪己言‘德不修’此正显天心示警陛下或有所悟。

吾等当趁此机缘因势利导。

” 他提出策略： “不宜直言陛下之失而当借天变灾异屡申‘修德’、‘恤民’、‘偃武’之大义。

奏章言事可多引《春秋》灾异之说先贤治国之道阐明唯有内修德政方能消弭天变外服四夷之理。

将绥州之役、江南盐政等具体事务皆提升至‘是否合于王道’、‘是否利于养民’的义理层面来辨析。

” 这便是更高明的手段：不直接攻击皇帝的个人决策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理论灌输和道德呼吁试图将皇帝的施政思路扳回到他们认可的“仁宗旧轨”和“三代王道”上来。

他们要将具体的政策争议转化为一场关于治国根本理念的论战。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些出自清流之手的奏章开始悄然增多。

这些奏章文辞雅驯引经据典核心内容却高度一致：借河北灾异反复强调“帝王之德”与“天心”感应之理。

劝谏皇帝应“减嗜欲躬节俭远功利之臣亲礼乐之化”应将主要精力用于“抚恤灾黎”、“砥砺士风”等“内修”事务对边事则应“持重”、“怀柔”避免“耗竭民力”。

这些言论如同绵绵秋雨看似温和实则无孔不入地渗透着。

它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让支持皇帝现行政策的人在辩论中时常感到一种“理不直气不让”的被动。

因为在儒家的语境里“修德”、“恤民”、“偃武”永远是政治正确的口号。

赵顼在福宁殿里读着这些看似忠恳、实则处处隐含掣肘之意的奏章眉头紧锁。

他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却又无比坚韧的阻力。

这阻力并非来自具体的某个人或某件事而是来自一整套强大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