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的新宋第77章思想碰撞下

司马光静听完毕面容沉静缓缓起身。

他学识渊博为人耿介乃旧学之楷模。

“介甫兄所解《周礼》字句不差然其精神光窃以为有商榷之处。

”他开口便温和却坚定地切入分歧。

“《孟子》有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先王设泉府或有其特定时节之用然其本意在于方便民众非为取利。

更非令官府置身市井与商贾争毫厘之利。

” 他目光扫过王安石语气转为凝重：“若依此例令官府行借贷之事收取利息则官府即为放贷之主体此非‘惠民’实为‘与民争利’！” 他声音沉郁掷地有声：“夫天子之责在养源不在敛财。

养源者在使百姓富足藏富于民。

若人主弃天地之造化争商贾之毫末非唯失王者之体统更将使天下之人言必称利仁义尽丧！此非治国之正道实乃乱邦之先兆！” 王安石立刻反驳言辞犀利：“君实兄（司马光字）岂不闻‘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国之用度不足若非开源莫非坐视困窘？泉府之法正乃开源而不伤民之策！官府借贷取息轻微远低于豪强之‘倍称之息’此乃夺豪强之利以济国用、惠小民何来‘争利’之说？莫非坐视百姓受高利贷盘剥方为‘仁义’？” 司马光寸步不让：“理财之要在于节流在于汰冗岂在锱铢必较于升斗小民？况官府行事必有胥吏经手。

胥吏借此法上下其手必致强配抑勒（强行摊派勒索）！届时良法美意尽成害民恶政！恐贫者未必得贷而中产以上必受其扰！此非臆测乃历代吏治之痼疾也！与其兴利而启扰民之门不若修德而省浮费之用！” 二人你来我往引经据典。

王安石援引《周礼》、《管子》强调先王遗意与现实的财政需求；司马光则固守《孟子》、《论语》之教坚守儒家“重义轻利”的王道理想反复警示“与民争利”将导致的道德滑坡与行政腐败。

堂下太学生听得如痴如醉心潮澎湃。

有学子为王安石的锐意进取、寻求富国强兵之术而激动不已；亦有学子为司马光的坚守道统、忧国忧民之忱而深深折服。

双方各有拥趸辩论至激烈处台下亦不免低声议论相互辩难。

这场原本局限于太学讲堂的学术辩论因其议题直指国家困境的核心——“钱从哪里来？”——以及两位主讲人的崇高声望迅速如野火般传遍汴京。

不过数日酒肆茶馆、勾栏瓦舍处处可闻士人乃至市井小民议论此事。

“王学士所言在理！官府若肯低息借贷我等小民何须受那豪强盘剥？” “非也非也！司马公才是老成谋国之言官府放贷成何体统？那帮胥吏岂是良善之辈？” “说到底还是朝廷用度不足……” “是啊若能寻得一条不加赋而足国用的路子……” 一场原本纯粹的经义辨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京师的关于国家出路的大讨论。

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位后世眼中的“旧党领袖”与“新党首领”他们的思想碰撞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预示着熙宁年间一场更大风暴的来临。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年轻的皇帝赵顼悄然布局、稳固朝堂的同时。

思想的火花已然先于政令开始在帝国的肌理中迸发、蔓延。

数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太学辩论的风声不可避免地传入宫中。

赵顼在与几位近侍或前来探口风的温和派老臣谈话时被问及对此事的态度。

近臣（小心翼翼地问）：“陛下近日汴京士林间因王学士与司马学士一场经义辩论颇有些议论纷纭之意……不知陛下……” 赵顼闻言放下手中的奏章脸上露出一丝淡然甚至有些赞许的笑意他语气平和仿佛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议论？议论得好啊。

” 他站起身踱步到窗前望着窗外太学的方向声音清晰而沉稳： “王介甫据《周礼》言泉府赊贷司马君实引《孟子》驳与民争利。

二人皆引经据典皆是出于公心为我大宋之国运民生而思辨。

此乃士大夫之本分亦是朝廷之福气。

”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场众人语气加重了几分定下了调子： “什么时候我大宋的士大夫连切磋学问、探讨国策都不能畅所欲言了？只要秉持公心对事不对人言之有物那便说得好！” “如今国用不足强敌环伺正是需要群策群力、共寻出路之时。

或许王介甫说得对或许司马君实说得对或许……二人之言兼而取之方能找到一条稳妥之道？” 他最后总结道语气意味深长： “朕的态度就是让大家都想让大家都说。

道理不辩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