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沉弼的观点与华商这句口头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沉弼的思想已深入汇丰员工的灵魂一位叫托马斯曼·莫里森的主管说:“两条船一条是同胞的一条是外族人的。
同胞的船正驶进狂风巨浪之中外族人的船在风平浪静的海域。
我们肯定是资助那条更安全的船继续行驶。
” 现在再回到香江的英商、华商。
平心而论香江的有钱人都对内地敏感 英商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就是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也有几十处让他们选择。
他们走资离港折翼恃羽后又回港回港后又三心二意寻机会走资。
这样反反复复徘回不前。
而华商没有英商这么优越的条件 反而“因祸得福”。
他们只能死心踏地在香江发展。
事实证明在任何地方投资 回报率都不及香江高近二三十年正是华商迅速崛起、急剧壮大的时代。
汇丰银行对这一惊人变化从未熟视无睹。
它愈来愈明显地把在港投资重点向华商倾斜。
汇丰同华商同步发展同香江经济同步发展。
香江对汇丰的回报是成全汇丰稳唐同业之冠。
1982年通过一系列成功收购的汇丰银行在香江拥有三百家分行在海外拥有八百家分行银行资产总额为四千二百八十亿港元员工数共四万名在香江的存款占同业总额的六成。
这一年在世界五百家最大银行的主席的投票选举中沉弼当选为“本年最杰出的银行家”。
毫无疑问沉弼是汇丰历任大班中最杰出的一位也是香江开埠以来最伟大的银行家。
浓弼承认 同业中并非人人都对他有好感。
汇丰有巨大的储备金几乎所有的同业部想得到汇丰的支持沉弼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借款要求。
沉弼对传媒发表讲话时说: “上帝不是派我们到这里来资助与我们竞争的人。
借钱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使他们有能力抢走我们的客户看来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
” 沉弼永远是一个银行家。
香江三大华人船王董浩云的重点是货柜船赵从衍大部分船是散装货轮而包玉钢的油轮占其总商船吨位的一半以上。
包玉钢无时不在密切注视全球石油业的动向。
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西方的石油大亨意识到倚赖中东的石油无疑是在编制绞索。
欧洲的北海油田、美洲的得克萨斯油田再掀开发热潮。
出油的捷报使油轮主人如坐针毡。
石油消耗大国日本从七十年代初起加紧储备石油而到七十年代末罐满库盈的日本突然削减石油进口量这对拥有庞大的油轮船队的包玉钢不啻当头一棒。
包玉钢弃舟登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1977年沉弼取代桑达士成为汇丰大班。
桑达士曾全力支持包玉钢贷款造船 成全了包玉钢的船王梦 汇丰也获得丰盈的放款回报同时又是环球航运的大股东。
沉粥的态度 预示他将不会热衷贷款造船。
他的这一态度在往后几年愈来愈明朗。
除环球集团董氏的金山、东方海外赵氏的华光怡和会德丰等大船务公司都是汇丰的放款对象。
汇丰投放于航运业的款额高达一百亿多亿港元。
稍有闪夫汇丰将陷入灭顶之灾。
七十年代末包玉钢共拥有超过一千三百万吨船其中超级油轮五十艘。
加上仍在船厂建造的新船至八十年代初包玉钢拥有的船队总载重将达两千万吨以上。
若以世界航运高峰时的市值论一艘油轮可值一幢大厦。
如果当初包玉钢不造油轮而置物业的话他就有 50幢大厦构成的“石屎森林”。
1973年 3月号美国《财富》杂志估算包玉钢船队总吨位九百六十万吨家族所持股份价值七——十亿美元。
包玉钢稳坐世界华人首富宝座。
若世界航运市场一直景气那么李志文要成为华人首富也会推迟。
任何人都会做事后诸葛亮但很少有人会像包玉钢这样目光敏锐反应迅速。
1979—1980年世界航运还是处于旺盛的末尾包玉钢就为大部分油轮订出售价——要价之低令那些仍看好航运的船东吃惊又兴奋。
包玉钢的低价政策使该卖出的船全部脱手。
然而一旦船灾汹涌袭来人们又发现捷足先登的包玉钢还是抢到了较好的价钱。
此时航龄长的船只能当废铁拆卸售出。
《船难》作者杰克·威劳贝说:“有些聪明的船东早就看到航运业有问题例如香江船王包玉钢爵士就看到香江的地产业作为长线投资比航运业好包玉钢自1980年以来已经售出一百二十五艘运货船和巨型油轮将他属下的船队减到只有八十五艘其中有些船长期租赁合约仍未满期。
” 包玉钢在减船大行动中自然也付出了代价付出这个代价值得包玉钢在大船灾中渡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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