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野史大甩卖第6章 宋教仁遇刺沪宁站

1913年3月20日傍晚上海沪宁火车站宋教仁穿着一身灰布长衫正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握手道别。

他刚结束南方五省的竞选演说口袋里揣着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斩获392席的捷报镜片后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诸君放心此番北上组阁必能将‘责任内阁制’落到实处让袁总统成为真正的虚位元首。

” 宋教仁的才干早在三年前就已显露。

1910年他在东京主编《民立报》笔锋如刀直刺清廷弊政；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连夜起草《鄂州约法》首次提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成为后来《临时约法》的蓝本。

孙中山曾说：“钝初（宋教仁字）才思敏捷精通宪政吾不如也。

” 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组建国民党意图遏制直指袁世凯的独裁野心。

他不认同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坚信“议会政治可以驯服强权”。

在武汉演讲时他站在阅马场的高台上对着万余名听众说：“总统者国民之公仆也若其违法国会可弹劾之内阁可罢免之。

”台下掌声雷动而这番话早已通过密探传到了北京新华宫。

袁世凯起初想拉拢宋教人。

据《宋教仁年谱》记载袁曾派人送去五十万银元支票说“钝初先生家境清苦这点钱权当补贴家用”宋教仁原封不动退回附信说：“公为总统我为议员各守其分不必以私款相赠。

”后来又许以“内阁总理”职位宋教仁笑答：“若国民党胜选总理之位自当由党员推举非总统私相授受。

” 的态度这种不卑不亢让袁世凯动了杀心。

北洋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给上海青帮头目应桂馨的密电中写道：“宋教仁迭次演讲锋芒太露已危及大局可设法处置。

”（《宋教仁案证据汇编》）而宋教仁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临行前有人劝他“沪宁线治安混乱改乘轮船为妥”他却笑道：“共和时代岂有政客因言论招祸之理？” 20日晚7时45分月台上人声嘈杂。

宋教仁刚踏上车厢的踏板突然从柱子后闪出一个黑影。

“砰！”枪声撕裂暮色他踉跄着转身看见刺客穿一件藏青色短褂正混入逃散的人群。

“抓住他！”于右任的怒吼惊醒了混乱黄兴扑过去扶住宋教仁只见鲜血从他腹部涌出迅速浸透长衫。

“钝初！钝初！”黄兴声音发颤。

宋教仁忍着剧痛抓住他的手腕：“克强（黄兴字）兄莫管我快追刺客……我痛……”他被抬上救护车时还在喃喃叮嘱：“别让人破坏了现场……这是证据……” 沪宁铁路医院的急救室里煤油灯的光晕随着医生的动作晃动。

主治医生沃克（美国人）剪开宋教仁的长衫发现子弹从右肋射入斜穿腹腔伤及肠道。

“必须立刻手术。

”他对黄兴说可当手术刀划开皮肉鲜血仍止不住地涌。

凌晨2时宋教仁的呼吸渐渐微弱他拉着守在床边的于右任气若游丝：“于兄……我死后务必查清真相……诸公……继续奋斗……勿负我志……” 3月22日凌晨4时48分这位31岁的宪政斗士停止了呼吸。

临终前他留下三封遗书一封致袁世凯希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保障民权”；一封致国民党同仁叮嘱“努力进行勿以为念”；最后一封写给在日本的妻子徐宗汉字里行间满是不舍：“吾妻见字勿为我悲善抚吾儿……” 消息传开举国震动。

上海《申报》用整版篇幅刊登宋教仁遗像标题是“民国柱石之陨”；南京的学生举着“为宋先生报仇”的标语上街；连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也中断考察急电国内：“钝初死国亡矣！” 各界要求政府迅速捉拿凶手弄清真相。

3月23日一个名叫武士英的失业军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妓院被巡捕抓获他口袋里还揣着应桂馨给的“刺杀酬金”——三十块银元。

更惊人的是巡捕在应桂馨的公馆搜出一本密电码和几十封往来电文揭开了惊天黑幕。

“正月初九洪（述祖）致应（桂馨）：‘毁宋（教仁）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 “二月廿二应致洪：‘已觅得武士英忠诚可靠若令其行事必不辱命。

’” “三月十三洪致应：‘事速办款即汇。

’”（《民立报》1913年4月连载） 这些电文将袁世凯政府的阴谋暴露在阳光下。

洪述祖是袁世凯的秘书而电文中提到的“款”正是从财政部秘密拨付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内务总长赵秉钧给应桂馨的电报中有“手令已办”字样虽未明说何事但时间恰与武士英受命吻合。

武士英在狱中供称：“应桂馨说宋教仁是‘民贼’杀他能得重赏还能封官。

”可没等庭审他就在4月24日“暴毙”于看守所官方说法是“突发急症”但看守说“前夜有陌生人送汤药入狱”。

应桂馨后来在保释后逃往青岛次年在火车上被人暗杀杀人者自称“为宋先生报仇”后查明是袁世凯的特务。

真相虽未完全大白但舆论早已判定“袁氏主谋”。

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写道：“宋案之酷惨绝人寰此非一人之死乃共和之死也。

”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紧急会议拍着桌子说：“法律解决之路已绝唯有武力讨袁！”黄兴虽主张先“依法追责”但在宋教仁的遗像前最终点头同意——二次革命的导火索就此点燃。

宋教仁的葬礼在4月13日举行上海万人空巷送葬队伍绵延十里。

有人举着他起草的《国民党政纲》上面“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字样被雨水打湿；有人捧着白花高呼“打倒袁世凯”；外国记者拍下这一幕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标题是“中国的民主殉道者”。

此时的袁世凯正忙着销毁证据。

他下令“严查造谣者”查封刊登电文的报社甚至暗示国会“宋案应内部处理勿扩大事态”。

当国民党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赵秉钧案时北洋系议员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决气得国民党议员集体退场。

这场刺杀成了民国民主进程的分水岭。

原本相信“法律能约束权力”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激进；孙中山从此认定“非革命不能救中国”三年后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绝对服从总理”与宋教仁的“分权制衡”理念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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