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野史大甩卖第57章 两宫垂帘同治继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紫禁城养心殿的明黄色幔帐缓缓落下将御座后的区域与外廷隔开。

年仅6岁的载淳身着龙袍端坐在御座之上神色懵懂地望着阶下叩拜的文武百官。

帐后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并肩而坐透过帘隙审视着这场属于新帝的登基大典。

随着“万岁”声浪响彻大殿“同治”纪元正式开启而“两宫垂帘听政”也由此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载淳作为咸丰帝奕詝的独子他自出生起便被默认为皇储——咸丰六年（1856年）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诞下此子咸丰帝喜不自胜不仅晋封其为贵妃更在御书房亲书“万年吉庆”四字悬于产房外（《清稗类钞·宫闱类》）。

这种独一无二的嫡子身份让他在咸丰帝驾崩后几乎没有遭遇任何继位阻力。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病逝前御笔朱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将“御赏”“同道堂”二印作为权力信物奠定了幼主与太后共治的法理基础。

即便肃顺等顾命大臣曾试图以“祖制无太后垂帘”为由架空两宫也始终无法撼动载淳的正统地位。

正如《清史稿·穆宗本纪》所载：“帝冲龄践阼母后摄政盖有天定焉。

” 辛酉政变后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被废除新帝年号“同治”由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欣共同议定。

这一年号看似平淡实则蕴含深意：既可解读为“两宫太后共同治理”亦可理解为“太后与皇帝同治天下”更暗含“君臣同治”的期许巧妙平衡了各方权力诉求。

慈禧太后对这一年号的推行尤为上心。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元年正月初一她在召见军机大臣时特别强调：“‘同治’二字取同心同德、共济时艰之意。

内外臣工当体此心。

”这番话既是对朝臣的告诫也是对自身权力的宣示——在“同治”的名义下她得以名正言顺地掌控朝政。

养心殿东暖阁是垂帘听政的固定场所。

据《清会典事例》记载殿内陈设为：御座居中铺黄缎坐垫；座后悬挂黄幔高约丈余宽数尺将内外隔开；慈安与慈禧分坐幔后左右前者居左（东）后者居右（西）与传统“左为尊”的礼制一致；小皇帝则由太监引至御座就坐面对奏事大臣。

听政流程严格而繁琐：每日卯时（清晨5-7点）军机大臣、各部堂官按品级排列于殿外等候；传召后大臣至御座前跪奏先叩拜皇帝再转向幔后叩拜太后；奏事时需高声朗读奏折重要事项需逐条解释；太后通过帘内太监传话或直接发问大臣跪着回应；最终决策以皇帝名义颁布需加盖“御赏”“同道堂”二印方为有效。

这种模式下年幼的载淳是象征性存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记载：“小皇帝常坐不住有时会伸手去抓帘外的奏折太后便在帘后轻声呵斥他便立刻缩回手茫然地望着大臣。

”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两宫手中其中慈禧因熟悉政务、思路清晰逐渐成为决策的主导者慈安则更多扮演“平衡者”角色。

为巩固垂帘体制两宫太后与奕欣构建了新的权力三角：太后掌最终裁决权奕欣掌行政执行权（以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为核心）地方则倚重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督抚。

这种架构既避免了权臣专擅（如肃顺）又吸纳了新兴政治力量为平定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清廷颁布《垂帘听政章程》明确“各省奏折均先呈两宫披览再发军机大臣拟旨然后请旨钤印”（《筹办夷务始末》）将太后的权力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同时奕欣被授予“议政王”头衔食亲王双俸其长女被接入宫中抚养赐称“荣寿固伦公主”以示恩宠。

这种“太后主政、亲王辅弼”的格局在初期展现出协同效应。

奕欣主导的洋务运动得以启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获得更多粮饷支持朝廷与地方的配合较咸丰时期显着改善。

正如学者孟森在《清史讲义》中所言：“同治初年之政局实乃晚清少有的稳定期垂帘与议政王的配合功不可没。

” 然而权力的平衡始终脆弱。

随着载淳日渐长大慈禧对奕欣的猜忌渐生慈安的存在也成为她独揽大权的阻碍。

“同治”的和谐表象下新的权力博弈正在悄然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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