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圆明园九州清晏殿 一道加急谕旨已从园中传出:“着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奉皇太子弘历即皇帝位。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此时距雍正帝胤禛昨日“圣躬不豫”的消息传出不过一日其猝然离世之速令朝野震动。
这位以铁腕治世、争议缠身的帝王在统治十三年后突然谢幕留下一桩延续三百年的死亡谜案。
圆明园的八月荷风送香本是清帝避暑理政的常地。
据《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八月十八日雍正帝还在圆明园召见办理苗疆事务的大臣面授机宜;二十日“圣躬偶感违和”但仍照常处理政务批阅奏折;二十一日病情加重“命诸王、大臣、大学士至御榻前”但依旧“照常理政”;二十二日晚突然“大渐”(病危)召庄亲王等入内宣布传位弘历;二十三日凌晨“龙驭上宾”时年五十八岁。
这则官方记载看似连贯却疑点众多。
其一从“偶感违和”到“龙驭上宾”仅五日病情恶化之快超乎寻常。
张廷玉在《澄怀园语》中回忆:“八月二十日余尚见上圣容和悦与平时无异。
二十二日夜漏二鼓忽闻宣召疾趋至圆明园见上已不豫惊骇欲绝。
”作为每日觐见的重臣张廷玉的“惊骇”透露出雍正帝的死亡完全出乎预期。
其二入殓仪式的仓促与反常。
按制皇帝崩逝后需停灵数日再移灵紫禁城。
但雍正帝遗体于二十三日清晨离世当日便由圆明园“乘轿急行”午后即抵紫禁城乾清宫全程仅用数小时。
《东华录》记载护送遗体的鄂尔泰“仓猝中跨马不及鞍亟(jí)骑骣马(无鞍之马)而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
如此急迫似有掩盖真相之嫌。
其三继位遗诏的提前准备。
乾隆帝后来承认雍正帝的遗诏“早已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但据《清史稿·鄂尔泰传》鄂尔泰在圆明园承旨后“深夜入宫于万几宸翰(皇帝书房)处取出密诏”。
若遗诏早有准备为何需深夜入宫寻觅?这一细节引发后世对遗诏真实性的猜测。
官方记载的语焉不详为民间想象提供了空间。
雍正帝生前大兴文字狱严惩政敌树敌无数其暴亡自然衍生出诸多复仇传说其中“吕四娘刺驾”流传最广。
此说源于吕留良案。
据《清稗类钞》记载吕留良孙女吕四娘在案发时恰在外祖母家侥幸逃脱。
为报血海深仇她隐姓埋名拜高僧甘凤池为师练就一身武艺。
后乔装宫女潜入圆明园趁雍正帝夜宿九州清晏殿时以利刃割下其首级携之遁去。
因遗体无首清廷只得用黄金铸造一颗假头入殓。
这一传说虽生动却与史实多有抵牾。
首先吕留良案发后清廷对其家族“寸草不留”吕家男丁流放宁古塔女眷罚没为奴严密监控下绝无逃脱可能。
其次圆明园守卫森严“禁垣周数十里内外门禁甚严宫女、太监皆有定数外人难以混入”(《圆明园则例》)。
再者甘凤池确为康熙年间武术家但雍正七年(1729年)已被浙江总督李卫擒获不可能收徒传艺。
尽管漏洞百出“吕四娘复仇”的故事仍在民间经久不衰。
究其根源实为百姓对雍正帝严苛统治的不满。
正如民俗学家顾颉刚所言:“民间传说未必实录却反映了民众的集体心理。
”(《孟姜女故事研究》)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新政虽利国利民却触动了士绅、官僚的利益;而文字狱的酷烈更让士人阶层敢怒不敢言“刺驾”传说恰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宣泄。
相较于吕四娘刺驾“丹药中毒说”更获史学界关注。
雍正帝晚年痴迷道教炼丹之术试图求仙长生这在清宫档案中留有确凿记载。
据《活计档》(清宫记载皇家物资采办的档案)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起他频繁下令往圆明园运送炼丹原料:“八月十九日传旨: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
”“九月初九日领催白士秀交来水银二百斤记此。
”黑铅、水银均为剧毒物质而炼丹常用的硫磺、硝石等长期服用会导致重金属中毒。
从雍正十年(1732年)开始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常驻圆明园在“秀清村”设炉炼丹。
雍正帝不仅亲自服用丹药还将其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亲信在给田文镜的朱批中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
”(《雍正朱批谕旨》)这种“奏效殊异”实则可能是丹药中含有的兴奋剂暂时提振精神的假象。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长期服用含铅、汞的丹药会导致神经系统损伤、肝肾功能衰竭最终引发猝死。
雍正帝去世前的症状——“上疾夜不能寐烦燥不安时有语无伦次”(《永宪录》)与慢性铅中毒的表现高度吻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继位后立即下令将张太虚等道士“驱逐出园各回本籍”并警告他们“不得妄言先帝起居”(《清高宗实录》卷一)这种急于清除痕迹的举动更添丹药中毒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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